粗浅论法，成文法、判例法的模糊边界

一般来说，立法分为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之后又跟进分为成文法和判例法。一般认为英美是判例法，而法国、中国是成文法。区别也很好理解，判例法法官找过去判例，成文法法官找法律条文。所以，前段时间关于某地游街的问题，的确触碰了我国司法领域的敏感神经，从成文法的角度看，既然最高院已经明确了不能游街，同时如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和民法名誉权概念的确立，所以激起了部分司法专家的反弹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本条内容并不是围绕这个事件，而是讨论，我国是成文法吗？其实不完全是，高法会集中一些案例汇编，也会通过案例来弥补成文法领域的不足。毕竟条文是死的，案例是活的，在对条文理解上，各个法官需要有职业判断，这个判断会体现出参差。比如前段时间《童话大王》的郑渊洁就抱怨过，同样一个商标诉讼案件，裁定结果各不相同。所以判例作为补充，是能够很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也可以缩小法官职业判断的弹性空间。

同样的，英美是判例法吗？也不完全是。比如《萨班斯法案》，在安然之后，美国证交会权力在增加，他们也在摆脱判例法，判例法的问题，就在于处罚决断都在法官，且对于新发生的问题，往往缺乏判断原则，比如对于新经济，判例没有遇到过，那么只能去找类似的判例，往往延误了处罚，也经常有牵强附会的判例，所以监管部门通过成文法，提前对企业资产进行冻结，也通过成文法，去制定一个判罚的总原则，遇到新事物，补上法案，就能够提前做出判断。

所以，司法执法的关键，既不是中国国情，也不是惩戒威慑，关键是适合当下，能够拿出结论，既不能拘泥于条文，脱离了现实情况，也不能将现实埋没于案牍之中。

然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是怎么断案的？

中国古代有三套司法体系：

其一、儒家。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三纲五常，比如海瑞断案，海瑞大清官，其断案也是遵照这个标准，儿子一般告不赢父母，弟弟一般告不赢哥哥，老婆一般告不赢老公。搁在现在，女拳分分钟锤死海瑞。要承认历史局限性，海瑞虽然是大清官，但其不是按照当前标准来定的。在中国明朝某个阶段，还存在士大夫统治的问题，而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一直就是以儒家标准。诸如王莽，阎立本在画皇帝的时候，就没有说过他是皇帝，因为王莽是儒家的历史污点（王莽执政理念是恢复周礼）。

其二、律法。起于韩非子的法家，一直有市场，《秦律》、《大明律》、《大清律》。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法家在儒家之后。所以法大不过人情。这也是古代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我们历代是有成文法的。

其三、判例法。最著名的，就是朱元璋《大诰》，什么剥皮萱草之类的酷刑，都在这部著作里面。这是为了老百姓能够看懂，从而破除了士族大夫对法律的解释权。中国古代帝王，也只有朱元璋那么注重发动老百姓来监管官吏。不过朱元璋也好心办坏事，毕竟杀人的确是有点多，杀的官员很多也不是贪官。《大诰》的目的是让老百姓举报，不过，明代大多数案件，起于御史台和亲军都尉府（锦衣卫）。

实际上，现代社会更加崇尚法治精神，有些做法觉得不妥，不是因为他的初衷好坏，也不是因为什么国情，而是因为一旦跨出一步，就会有示范效应。法律和科学的关键，在于有边界，而古代，法律是没有边界的，士大夫和皇帝拥有中国古代法律的最终解释权，所以，古代有法家，但没法治。现代，是法治社会，中国法治社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了数十年才逐步形成和完善的，期间也走过弯路，所以中国当前法治成果需要各级老百姓和执法者共同维护。法治来之不易，望大家倍加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