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女儿钱瑗有孩子吗（杨绛的女儿钱瑗，一生未生育子女）

1937年5月19日，钱瑗出生了，她出生时因为缺氧，浑身发紫，护士不停地拍打她的身体，她才哭出声来，由于声音极其洪亮，护士们还称她是“高歌小姐”。

钱瑗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钟书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则说，这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当时祖父给她取名健汝，杨绛和钱钟书觉得这个名字太拗口太正式，他们就觉得圆圆叫起来最顺口，就这样圆圆就变成女儿的小名。

钱瑗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无尽的欢乐，她也成了家里独一无二的孩子，钱钟书曾说他们只要一个孩子：“万一再生一个孩子，我特别喜欢那个孩子，冷落了圆圆，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还是一个孩子好。”

在那个年代，钱瑗成为了为数不多的独生子女。

但是这个一生受尽父母宠爱的女孩，却比父母先行离开这个世界。

她一生经历两段婚姻，没有自己的孩子，却仍然能被称之为“一个好母亲”。

或许是遗传了父母的好基因，钱瑗从小就聪明。

3岁时，圆圆见一个“朋”字，就对妈妈说：“这两个‘月’在亲热呢！”

当时杨绛就很惊讶，为此她还作了一首诗“颖悟如娘创似翁，正来朋字竟能通。方知左氏夸娇女，不数刘家有丑童。”

11岁那年，钱瑗随父母回到无锡老家。由于喜欢看书，一回到家她就扎进爷爷的书房找书看，爷爷看她看书入迷，还当场考她一番，没想到她都对答如流，爷爷感叹“吾家读书种子也！”

或许是上天嫉妒这个聪明的女孩子，非要从她身上取走一些东西。

钱瑗从小经常因为身体不好而休学。

六岁的时候，因为身体虚弱，小学一年级没有读完钱瑗便休学在家。

十岁的时候，钱瑗被查出指骨结核，医生说不可治。

但是这个奇迹却发生在了钱瑗身上，由于母亲对她照顾得非常好，她竟也意外的康复了。

后来钱瑗考上高中后，读了3学期又因病休学。因为休学，她就有了大把的时间看书，她读的最多的就是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

钱瑗从小生活再有爱的家庭里，让她养成了平和，不争不抢，从容淡泊的性格，她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想当一个老师。

高中毕业之后，钱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大学里的钱瑗表现一直出色，还被评过“优等生”。

在北师大求学期间，钱瑗遇到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

王德一是历史系的学生，两人是同届校友。他们都是北师大“美工队”的成员，经常一起制作活动板报，由于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之余，两人经常讨论一些学习上的问题，久而久之，他们暗暗产生了情愫。

虽然钱瑗和王德一相互喜欢，但是钱瑗却没有想要结婚的想法，之前她曾经和母亲说过“我不结婚，我跟着爸爸妈妈”这样的话。

不过两人恋爱的时候，正好处于动乱时期，杨绛预感到自己和丈夫会出事，便对钱瑗说：“你没个兄弟姊妹，孤零零一个人，你总该找个伴儿。只要人品正直，性情忠厚，能做伴儿的就行。”

钱瑗听了母亲的话，既开心又难过，她知道眼下的境况，为了让母亲放心，她思考再三之后，告诉母亲自己心里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他也非常符合母亲所说的“人品正直”。

之后，王德一便上钱家提亲了。

由于王德一兄弟三人，他是排行最小的，提亲那天是大哥和嫂子陪他一起的。

两人的婚礼很简单，只是两家人在一起吃饭。

婚后，杨绛和钱钟书对这个女婿非常满意。

对于从小目睹父母恩爱的钱瑗来说，她也是对自己和王德一的婚姻生活充满了期待。

遗憾的是，1970年，王德一在时代的逆流之中选择了自杀。此时距离他们结婚也不过短短三年。

王德一不在之后，钱瑗和父母住在了一起。

很长一段时间，钱瑗都沉浸在失去丈夫悲痛之中。杨绛夫妇为了不让女儿过度伤心，他们经常低三下四去求周边邻居尽量不要在钱瑗面前提起王德一。

然而，偏偏就有作恶的邻居这样做。这个邻居就是濮良沛、赵翔凤夫妇。

当时钱瑗和父母住在北京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本来他们是住在四间房子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分出两间给濮良沛、赵翔凤夫妇居住。

在相处的过程中，杨绛和钱钟书看他们夫妻俩带孩子不容易，就经常帮助他们看小孩，生炉子等。

他们夫妻却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而且在他们知道王德一去世后，经常对钱瑗冷嘲热讽，经常在她面前提起王德一。

这些事情，钱瑗一家三口都忍了，毕竟“远亲不如近邻”。

但是有一次，赵凤翔做得实在太过份了。

那天，钱瑗雇了小时工来家里洗衣服，赵翔凤竟然要求洗衣工先洗她的衣服，而且是钱瑗付钱。

这样的无理要求，换到谁身上都不可能答应她，钱瑗就和她理论，说无论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先来后到……

赵凤翔自知理亏，直接戳钱瑗的痛处：“你个臭寡妇，说话还挺横。”说完还打了钱瑗一巴掌。

杨绛听见动静了，赶紧从屋里出来。看到女儿被打，杨绛立刻上前和赵凤翔扭打在一起，可是他们两人不是赵凤翔夫妻俩的对手。

这时钱钟书出来了，拎起木板就朝邻居身上砸去。那个男人躲闪迅速，板子拍在了他的胳膊上。

最后钱瑗找来居委会的人，才拉住了两方。

后来杨绛说，“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绝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钱瑗看到父母因为自己还和邻居打架，她很是心痛。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嘴长在别人身上，自己要做的就只能是无视和心宽。

日子虽然很苦，但是还要继续。

钱瑗一个人过，父母实在放心不下。

1975年，钱瑗认识了杨伟成。

杨伟成的父亲杨宽麟是著名的土木工程设计大师，和平宾馆、新侨饭店及王府井百货大楼都是由他主持设计的。

杨绛和杨伟成的母亲认识，动乱之中，杨母被勒令打扫街道，杨绛总是去给她帮忙，杨母对杨绛非常感激，在了解了钱瑗的情况之后，她就友谊撮合自己的儿子和钱瑗在一起。

钱瑗和杨伟成在一起之后，由于他带着一儿一女，钱瑗决定不再生育，把丈夫的两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养。

虽然钱瑗一生经历了两段婚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她分明是将自己的一生一世嫁给了“教师”二字。

钱钟书曾说钱瑗“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

钱瑗毕业之后，就留校成为了一名老师。她为人坚强不屈，十分的正直。

北师大之前和英国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当时钱瑗经常和英方负责人起争执，责怪他们专家的英语水平不高。

结果英国大使不仅不生气，还请她出席晚宴，并向她道了歉，询问她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以及要求。

有一次，在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评委会上，一名老师推荐了一本书，说这本书得到了钱钟书先生的赞美和推荐。当时钱瑗立刻站出来说：“我爸爸根本没有推荐。”而且还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钱瑗热爱教书，更关心学生。早些年，由于她和学生年龄相差不大，她都和学生们处成了朋友。

后来，学生的年龄小了。她就把他们当成儿女看待。

有个淘气学生说：“假如我妈能像钱瑗老师这样，我就服她了。”

很多时候，她下班之后非常累了，但是只要是学生打来电话她是必接的，哪怕不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她也会耐心和学生解决问题。

钱瑗对自己的学生都是如此关爱，她对继子继女更是疼爱。

都说继母难当，但是钱瑗却是个例外。

钱瑗自幼就是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虽然也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内心的善良始终未曾改变。

钱瑗与杨伟成结婚后，平时休息的时候，他们就住在丈夫杨伟成在西石槽的家里。

每到周末，钱瑗就经常教杨伟成的两个孩子杨敏和杨宏建学习英语。

有时候她也会陪孩子们看电视剧，为了能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她总会提前在电视报上了解一下剧情。

平时，钱瑗会给孩子们买很多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有时候为了买牛肉馅饼或者羊肉串，她会提前下车去王府井，隔三差五地还要转好几趟公交车去给两个孩子买西式点心。

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当孩子真切的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他会被你感动，然后会慢慢接受你，直到你们能够融洽相处。

钱瑗用真诚和真心换来了孩子们对她们的爱，以至于女儿杨敏一直叫钱瑗“妈妈”，一点都不生分。

在亲人、学生、友人眼里，钱瑗都是极可爱的人，只是走得太早。

很多时候，钱瑗忙到连每年学校的体检都没有时间参加，即便是身体不舒服，她也没有时间去检查。

当年，已身为博士生导师的钱瑗，不仅给自己的研究生上课，还专门为本科生开了课。由于杨伟成的母亲不愿意住在城里，钱瑗便来回奔波，有时课程集中，她需要一个上午给学生连上四堂课。

有一次，她工作很晚，第二天又要早起去学校，匆忙之中，钱瑗连鞋都穿成了一黄一黑。

身边的所有人知道她心力交瘁，劝她休息，她却说：“我是在虎背上。”

然而，长时间的超负荷功勋还是把钱瑗压倒了，起初她一直咳嗽，后来变成了腰疼，而且疼起来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家人问她怎么回事，她只是借口说挤公交车不小心扭伤了腰，因为她怕耽误工作，就随便买点药吃。

1996年春，她的腰部疼痛加剧，起床的时候都坐不起来。

她怕母亲担心，刘打电话向北师大外文系求助，就这样她才去了医院。

经过检查后诊断为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专家会诊后，又发现肺部积水，已是肺癌晚期。

时光里，总有些人会走散，不论是生离还是死别，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钱瑗非常乐观。不论是面对亲人朋友还是学生们的探望，她总是能谈笑风生。

住院期间，钱瑗除了每天固定地打针吃药之外，还躺在病床上看书和工作。哪怕身体的疼痛让她看一会儿书就得歇息一下，写几个字就会酸痛不已，她也没有停下。

1997年的3月，钱瑗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快撑不住了，她提出要见母亲。

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痛苦折磨得不成样子，杨绛的心在滴血，但是钱瑗依然装作很坚强的样子。

钱瑗去世前一天，母亲带着她最喜欢的衣服，对她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

钱瑗偎依着妈妈，幸福地笑了。

1997年3月4日下午5点多，钱瑗在安睡中离世。

钱瑗生前曾言不留骨灰，北师大外文系的师生们舍不得她，经杨绛同意，将她的部分骨灰埋在文史楼西侧的一棵雪松下，这是杨绛每天的必经之地。

钱瑗去世七年之际，杨敏撰文《给妈妈的信》，她在信种说：“亲爱的妈妈，你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在这七年里，我多次在梦中因见到你而哭醒，在我心底里，失去你是永远的伤痛。知道那道伤痕永远存在，我轻易不敢触碰它，因为它实在很痛！！！你的位置无人能代替。”

儿子杨宏建虽比杨敏感情隐忍，但也说：“我永远感谢她。”

继子继女对钱瑗如此情深，可见钱瑗是一位多么称职的母亲。

师者父母心。好老师自然受到学生爱戴。

钱瑗去世七年后，她的学生，时任香港第一海域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张仁强先生，偕夫人黄树西，和北师大同学涂乃贤、郭军丽等一行四人，前往北师大这棵雪松下拜祭，以“敬师松”为名立碑，纪念他们永远的钱瑗老师。

为报答师恩，张仁强慷慨捐资一百万元港币，在北师大成立“钱瑗教育基金”，以奖励那些像钱瑗一样，献身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

钱瑗一生之贵重，不在于盛开时栉风沐雨的来去，不在于凋零时鲜花等身的高低，在于她与暴风为伍而不惧、与骤雨毗邻而不惊的风骨与神采，无须心酸。

从来没有雄心壮志。从来不想留名青史。这就是钱瑗，她要的只是一个寂静无声的岁月静好，奉献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