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医学生们一直记着：“他们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孙燕 杨茜

清明节将至，浙江大学医学院延续传统，举行“无语良师”缅怀活动，向遗体捐献者——“大体老师”致以崇高敬意。

从医学生到专家，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这些特殊“老师”的馈赠。“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医学进步。”多位临床专家表示。

在这个清明节，我们不仅要缅怀逝去的亲人，更应记住这些用身体书写大爱的特殊奉献者，他们虽然离开了，却以另一种方式“活”在医学殿堂里，与每一位医学生“重逢”在解剖台前。

浙江大学医学院供图

从医学生到外科主任

成长的路上离不开“大体老师”

“我们传统的观念中，人离世后应该入土为安。能够无私捐献遗体的人，是非常伟大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胸外科副

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范军强感慨道。

范军强介绍，遗体捐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脑死亡遗体，可用于器官移植，挽救他人生命；另一类则用于医学教学和研究，包括临床解剖、疾病病理分析、组织胚胎研究等。“遗体捐献对我们的医学帮助很大。”他强调，“没有‘大体老师’，医学生就无法真正掌握人体结构，医学研究也会受到极大限制。”

1990年，范军强在浙江医科大学求学时，便与“大体老师”结缘。“当时我们一个班大约30人，每10人共用一具遗体做解剖。”他回忆道，“学校保存的许多标本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珍贵的医学史料。”这些标本不仅用于教学，更是医学发展的重要见证。

然而，并非所有医学院都能获得这样的教学资源。“一些新办的院校甚至没有‘大体老师’。”范军强表示，这导致部分医学生只能依赖书本和模型学习，缺乏实际操作经验，而“大体老师”的存在，恰恰弥补了这一短板。作为胸外科医生，范军强坦言，他在临床中较少直接使用捐赠遗体。“它们太珍贵了，我们的研究更多以动物实验替代。但遗体研究在医学教育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清明节即将来临，谈及生命的意义，范军强说：“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面对每一个患者，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去挽救他/她的生命。”但他也承认医学的局限性，“生死有时非人力所能决定，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精进医术，减少遗憾。”

行医多年，范军强坦言，自己仍时常感到压力。“我们也是常人，当生死交托到你手里的时候，还是会有压力的。”但他表示，成熟的外科医生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能让患者和家属感受到你的紧张焦虑，他们需要的是信心和希望。”

清明时节，范军强也会暂别忙碌，祭奠先人。而对于“大体老师”，他心怀特殊敬意：“他们用身躯铺就医学之路，没有他们的奉献，就没有今天的医学进步。”

她虽然离开了

但将与医学生在解剖台上“重逢”

从医20多年，浙大妇院肿瘤科主任医师王芬芬始终忘记不了学医的第三年，解剖课上第一次直面“大体老师”的冲击力。

“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太深刻了。”这些“大体老师”没有名字，只有编号。王芬芬说，偶有几个胆子小的女同学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大部分医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保持理性，也抱有敬畏和尊重。

解剖课最开始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是对“大体老师”的尊重教育。“我们在解剖之前会深深地鞠躬。正因为有了这群默默奉献的人，医学才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浙江大学医学院供图

前不久，王芬芬的一名患者捐献了遗体。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她将患者与学生时代解剖课上的“大体老师”重叠了。原来，我们距离“大体老师”如此近。

患者缪阿姨来就医时，已确诊为子宫内膜未分化癌IV期，快速进展的恶性肿瘤让她每天疼痛难忍，需要依靠止痛药物来缓解。尽管这样，她非常乐观，和医护的沟通也相当顺畅。在王芬芬看来，这是一场医患的双向奔赴，“不是所有治疗都一定成功。我们拼尽全力，就是为了让患者减轻痛苦，增加治疗的信心。”

更令人意外的是，反复的治疗已经耗光了缪阿姨的身体。“如果我坚持不下去了，请帮我把遗体捐献给医院，让更多的人来研究这个疾病。”这个想法，自从生病以来，就一直扎根在她的心里。

“面对生命的终结，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足够的勇气作出如此决定。缪阿姨的这份勇气，不仅展现了她对医学研究的支持，更是展现了她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尊重。”王芬芬说。

缪阿姨离开的那天，很多人泪目。这应该就是缪阿姨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也是对未来的期待。

每天面对着肿瘤患者，见过太多生老病死，那些学习的场景也许已经淡忘，但是所有为医学做出贡献的大体老师们，值得被铭记。

浙江664位“特殊捐献者”

让生命在科研中延续

“我们这个病没有药，就是因为没研究清楚。你看人家庞贝病，研究清楚了就有药了！”台州仙居县的渐冻症患者郭先生生前在病友群里看到蔡磊发起的脑捐献接龙时，毫不犹豫地报了名。2023年，他的脑与脊髓成为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以下简称国家脑库）首例渐冻症样本 。像他这样的捐献者，浙江已有664位。

国家脑库主任章京教授说：“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药物研发，绝大多数的动物实验到人体都会失败，因为人脑和动物脑差别太大了。”这位神经科学专家坦言，我国脑库建设比欧美晚了几十年，“关键卡在传统观念上，很多人觉得大脑承载灵魂，死后缺了它就不完整。”

但现实需求迫在眉睫。我国有上千万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上百万的帕金森患者，还有大量渐冻症等神经系统罕见病患者。“没有健康与患病的真实人脑对比，科研就像蒙着眼走路。”章京发现，这些捐献者心中都是有大爱的。

郭先生的捐献故事尤为典型。这位筑路队技术员确诊渐冻症后，眼睁睁看着自己从拿不起筷子到无法穿衣。为此，妻子辞去杭州的工作回老家照顾他。“反正最后都要烧掉，不如捐了做研究。”他在病友群接龙时这样说。

2025 年元旦，新年第一位捐献者包先生的遗体被接到了脑库。“这类捐献者有个共同点，活着时就爱助人为乐。”章京回忆。包先生妻子说：“如果以后真的找到特效药了，这成功里面有我们的贡献。”

遗体捐献已渐渐被公众知晓，但专用于科研的脑组织捐献仍属小众。国家脑库团队全年24小时待命，因为大脑是去世后最早开始

自溶的器官，所以“要12小时内完成取脑，才能保证样本的科研价值。”章京说，“根据我们的技术，取脑后不会影响遗容遗表，仰卧位参加遗体告别是完全看不出来的。”“我们既需要'病脑'找病因，也需要'健康脑'作对照，脑库不仅缺乏罹患脑疾病的大脑，也非常缺乏健康脑。如今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我们也非常缺乏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章京提到，在欧美国家脑库建设相对完善，人们也更加愿意捐献。人脑样本研究脑疾病的药物研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相信未来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捐献者行列，特别希望有精神疾病的患者能作为脑库的捐献志愿者。

“转载请注明出处”